交子的出现,让四川从盆地之窄走向勇于创新、敢于创新精神之宽。

到了宋朝,成都平原继续保持经济的繁荣,如无意外,至少已名列全国前列。即使没有统计数据佐证,但我们仍然可以下此断语,为何如此肯定?

因为,北宋仁宗天圣元年,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在成都诞生并发行。由于铁钱过重,流通不便,成都16户富商,为印造发行并经营铜钱与交子兑换业务。公元1023年,政府设交子务,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,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,准备金率为28%。这已是现代金融业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雏形。看看四川人多厉害,现代银行玩的伎俩,人家1000年前就玩上了。

成都的民间金融开展得如火如荼。成都交子的出现,充分地反映了四川人勇于创新、敢于创新的精神。也印证了,成都的经济发展水平走出盆地窄路,走向了宽阔大道,因为金融的发达程度是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第一证据。

因此,假如在北宋时入川,必然会享受成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便利,实现个人财富的快速积累。这个时候,社会应该是鼓励有志青年“少要入川”,而不是“少不入川”。因为经济资源都会主动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。由此,“少不入川”不可能出现在两宋。

同时,北宋的户籍制度是最开明的户籍制度。宋王朝采用秦汉时已有的市籍制度,用“坊郭户”与“乡村户”取代了唐朝的“良民”与“贱民”制度。坊郭户与乡村户,类似当今的城镇户和农村户口,是城市商品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,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表现。它以是否在当地有财产作为制定户籍和划分主户、客户的主要依据。提醒一下,财产的概念远大于当今的房产概念,可见宋朝的政治开明。

宋朝自由的户籍制度,促进了社会人口的流动,而流动人口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。它是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开明治国。到底有多自由呢?当地居住满一年,即可当地落户。这是多么的进步和自由。比如今的积分入户、社保缴纳入户先进不知多少倍!

同时,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城市浮民,政府通常会进行劝返,遵从自愿的原则,不仅给予基本的衣食救济,还减免税收,发送生产资料,比如耕牛、种子、农具等。如本人不愿返乡种地则就地安置。

由此可见,成都平原必然是宋朝吸引流动人口最多的地方。此时,“少不入川”的规劝没有生存的土壤。反观秦汉至隋唐的户籍制度,可见管理者均非常重视人口,但他们均强调对人口的严格控制,严格控制的最大危害就是,扼杀了流动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。简单点说,你想入川?没门!不让你入川。

但宋朝人口大迁徙,主要源于宋朝对西夏的战争。1162年,川峡四路人口200万户,而夔州路(川峡四路之一)仅增加14万户,成都平原增加户数无详细数据。

极有可能的仍然是,地势险要阻绝了少年人追梦成都的理想。因为,唐朝诗人李白的名句“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”早已家喻户晓。传播至宋朝,举国皆知四川游定会极其艰难。就比如杜甫,公元759年冬天,经陇右(今甘肃南部)辗转来到成都,765年离开时,也选择走水路,经三峡流落荆、湘等地,没有按原路返回。

人类决策时,有一个规律,即我们总是优先选择那些最容易、最简单、最捷径的方案和方法。人口大迁徙,仍然遵从这一社会规律。当蜀道难于上青天时,人们自然会避开门槛高的成都平原,而选择其他门槛低的迁徙方向。